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以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认识到：现代军队绝不能忽视狙击手这一作战要素,而美国陆军是否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

　　去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因宣布裁撤建制部队中的侦察狙击排，以及其配套体系而引发广泛关注，这一举措反映了其对这类高度专业化作战人员的整体性“去投资化”的趋势。

　　而美国陆军尚未就其狙击手分队发布类似公告，但却在对10名现役陆军狙击手的访谈中显示，陆军同样在低效使用并系统性地忽视这些关键资产。

　　然而，在乌克兰以来持续两年的战争实践，已经清楚揭示了狙击手在作战行动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针对其独特角色进行投入与使用方面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因此，陆军必须在狙击手的条令、实践方式以及资源投入上进行精细化调整，才能充分发挥狙击手在现代战场上所提供的超比例情报与杀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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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狙击手通常因其精湛的射击能力而广为人知，但他们真正提供的更大价值，体现在其独特的情报搜集能力上。

　　比如在常规战争中，能够迅速驱动一线机动作战部队的战术情报，来源于一个由建制内与非建制内多种资产构成的多源体系。而从嵌入式人力情报搜集人员，到本土操控卫星的情报机构，所有情报源皆共同为指挥官提供一个全谱态势认知基础，以支撑其决策。

　　而按条令编制，陆军狙击手以“分排（section）”形式隶属于各营指挥官，他们不仅能为指挥官提供关键的情报冗余，更能提供一种独特的战场情报来源。那么，营级部队通常是如何获取情报的？

　　按《ATP3-21.20步兵营》的设定，步兵营在条令上主要依靠连级配属的少量无人航空系统（UAS），以及隶属于营长的侦察排来实施情报搜集。

　　然而，条令编制下的侦察排在战场上既不够灵活，也不够隐蔽，难以获取高精度、细节化的情报，尤其是在机械化部队中更是如此。

　　因为侦察排所配属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斯崔克装甲车，或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等等，在数公里外就可被目视或听觉发现，其本身并不适合执行高质量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任务。

　　而正如《ATP 3-20.98〈侦察排〉》所指出的，侦察排的核心使命在于执行大范围地域、路线或区域侦察及相关任务。此外，在机械化编制中，大量时间被用于车辆维护与常规作战训练，这显著削弱了侦察排针对情报搜集任务的专项训练能力。

　　而未接受狙击手专业训练的侦察排人员，既缺乏在无后勤支援条件下长期隐蔽行动的能力，也缺乏远距离精确射击能力。因此，尽管侦察排在机械化或徒步条件下，都能作为有效的战斗力量存在，并在敌我接触线以外获取一定的情报，但其在营级指挥官的情报体系中，仍可能留下关键的漏洞。

　　与此同时，尽管营级指挥官还可获得其他情报来源，但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具备狙击手所独有的能力组合。例如，在乌克兰上空运行的卫星，能够帮助北约拍摄敌军大规模机动或获取区域影像，但卫星本身也存在多项限制，包括成像周期、分辨率，以及在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时，同级对手所可能实施的反卫星行动。

　　正因如此，陆军已经在训练中假设卫星不可用的作战环境。同时，无人航空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迅速演变为ISR与动能打击的关键工具。而战术层级对UAS的使用，也显著缩短了情报分析、分发与行动之间的时间链条，使得情报与作战实现更紧密的融合。

　　然而，没有任何有效工具能在战场上长期不受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为这样一种作战环境做好准备：高效的反无人机（C-UAS）手段正在被广泛使用。按照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估计，乌克兰每月损失约10,000架无人机，其长期存活率仅为10%。

　　换言之，只有约三分之一的UAS任务能够成功完成既定目标，而交战双方亦都在前线公里的电子战体系，以强化反无人机能力。

　　至于其他的情报搜集途径，如人力情报或通信情报，则进一步丰富了来自战场环境的信息谱系。而正是在这一领域，狙击手不仅提供关键冗余，更有能获得对战场信息的独特接近能力。

　　得益于其长期训练形成的狙击手野外技能，营级狙击手分排具备一种其他任何资产都无法比拟的、具备倍增效应的ISR能力。

　　根据多支陆军部队现役狙击手的访谈，狙击手能够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潜入友军前沿以外区域，连续数日保持静止或机动状态而不被发现。

　　一名受访狙击手指出：“野外技能，才是我们与普通步枪兵之间的根本区别。”而另一名狙击手则介绍，在其分队的每个三人小组中，通常会指定一人负责情报工作，向指挥官提供关于敌情的高精度信息，包括关键的生活模式等详细情报。

　　同时，一名狙击手还回忆了其在保加利亚进行对抗性训练的经历：其三人小组成功潜入至敌方关键领导人员仅50米的位置，监听重要对话并实时回传友军，随后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撤离。而敌方人员数量、营地布局、行动方式、潜在突破点等细节，亦都可以由狙击手在高度伪装的监听／观察哨位中获取。

　　事实上，相较于卫星影像或二手报告，狙击手能够分辨金属墙体与泥土工事的差异，或快速确认敌方营地内是否存在生命迹象。

　　一名受访狙击手提出，如果配备合适设备，他甚至可以向指挥官实时传输视觉画面；而在具备通信设备的情况下，狙击小组还能在关键节点引导精确而致命的火力打击。

　　而上述能力皆源自美国陆军狙击手课程（USASC）。在该课程中，士兵接受高级伪装、隐蔽所构建与地形利用、隐蔽机动、距离判定等专业训练。

　　完成课程后，学员将获得附加技能标识符“B4”，但训练并不会就此结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陆军狙击手会定期进行“潜行训练”（一种在数米距离内进行的捉迷藏，往往只需一丝眼球反光，便足以暴露目标）。

　　狙击手群体还会持续交流规避敌方无人机、热成像等常规侦察手段的战术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狙击手与其他ISR资产之间的本质差异愈发清晰。

　　尽管说人力情报、卫星、通信情报或无人机都各具价值，但没有任何一种资产，能像狙击手这样，在战场上开辟一个不可替代的ISR利好空间。

　　除此之外，狙击手往往在敌后纵深活动，常常靠近关键地形或高价值目标，能够运用精确火力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清除关键个人，这对敌方作战行动将造成严重破坏。

　　事实上，面对一个士官（NCO）体系薄弱的俄军或PLA，清除其关键领导人员，可能导致类似于2022年俄军入侵初期所暴露出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崩溃。

　　例如，乌克兰狙击手因击毙俄罗斯第41集团军的少将安德烈·苏霍韦茨基而广受关注，而这一行动直接扰乱了该集团军的作战运转。

　　与此同时，除了清除关键领导者外，仅需两到三支位置得当的狙击小组，就可能钉住并摧毁整支敌方营级规模部队。当部队遭到火力打击，尤其是出现伤亡时，那么敌人的整列纵队都可能被压制在原地，只要它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就可能有助于友军通过引导火力对其实施致命打击。

　　一名狙击手对上述能力进行了总结：“只有狙击手，才能提前渗透观察目标，在行动中以直接精确火力提供支援，并在行动结束后继续留守，观察敌方的反应。”

　　而如果这些能力确实存在于营级部队中，那么为什么狙击手并未被常态化地纳入条令、计划与作战之中？根据《ATP 3-21.20步兵营》，狙击手以小组形式编组，由一名分队长指挥，并直接向营长汇报。

　　同时，狙击手分队也可以被配属至营内任何单位，通常是司令部连的侦察排。这种条令设计本意在于赋予狙击手高度灵活性，使其能够在任何层级被使用，但却在现实中造成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当狙击手被编入排级单位（这是常态）时，其使用优先级往往要服从排长的任务需求；而当狙击手直接隶属于营长时，情况往往更糟——因为营长本身已有大量更高优先级事项。

　　而且，由于狙击手向营级指挥层的代表通常只是一名上士，且狙击手在训练演习中并不总是会最先被使用的资产，那它的地位就更容易被忽视（尽管其能力明显优于其他选择）。

　　当然了，反对者或许也会指出，狙击手分队长通常是营内最资深的上士，但即便如此，一名受访狙击手仍表示：“如果我们直接向营级层面反映问题，就会被严厉批评……因为这常被视为是越级行为。”

　　而《ATP 3-21.20》条令中设想了一个“狙击手运用军官（sniper employment officer）”的角色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一职责在条令上被赋予司令部连连长、侦察排排长或其他本身就任务繁重的军官。故而这种半吊子的解决方案并未真正消除问题。

　　也因而说，尽管狙击手分队理应主动向所属单位推销其能力，但现实是，现行条令体系本身就让狙击手处在了不利地位。

　　还有一点在于，指挥官往往认为将狙击手派往友军前沿以外区域具有高度风险。除了狙击手被敌方发现并压制的显性风险外，指挥官也清楚，向前沿外派兵力往往需要配套多项安全措施，例如设立禁火区、预置快速反应部队等，而这些都会对既定作战行动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说，指挥官必须学会如何与狙击手协同，以降低将其部署至敌后的风险。至少，他们应当正视自身在决策中的风险规避偏好。

　　一名受访的狙击手描述道，指挥官往往因觉得将狙击手派往敌后风险更高，而默认将狙击手部署在屋顶，以执行所谓的火力支援任务。但讽刺的是，这种位置反而更加危险。

　　（帝林：这点我在ARMA的体验中也很深刻，比如1209之役我就习惯将狙击手派往两翼来作为侦察和骚扰的力量，而不指望他们跟在大部队后方进行精准狙杀。因为正面战场总是敌我双方第一时间最为关注的领域装甲步兵连进攻作战案例1（1209红蓝对抗））

　　然而，在目前营级层面缺乏有效狙击代表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难被纠正，并进一步蔓延到狙击手的装备配发与训练体系之中。

　　而当单位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狙击手，或缺乏时间与精力与其协同时，狙击手往往就会训练不足、装备匮乏。多名受访者均指出，狙击手常被当作普通步兵，用来签领装备，或承担各种单调杂务。同时还常被用来做招募的宣传海报（“他们就喜欢让我们穿着吉利服站在镜头前”）。

　　此外，当狙击手被用于基础射击教学时，其本身反而很少有机会能训练其极易退化的核心狙射技能。而且由于弹药配给不足，许多狙击手一年只进行一次狙击手资格射击，或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射击训练——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再者，对营长而言，当坦克发动机亟需更换时，为何他要把资源投入到ISR装备或吉利服上？正如一名狙击手所说：“指挥官看到一个配备高倍率瞄准镜的士兵，就会以为他已经具备狙击分队能提供的一切能力。”

　　而对清楚自己与班指定射手（DMR）差别的狙击手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自掏腰包承担装备费用，虽然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有关这点，一名狙击手就曾指出：“仅仅为了留在狙击分队，我就得自费超过1000美元。”而这些狙击手对本职充满热情，营级单位也经常通过选拔挑选最优秀的士兵加入狙击分队，但无疑，这种低效的使用与缺乏支持终将产生恶果。

　　本文由肯尼思·豪威尔上士发表于《步兵杂志2022年》秋季刊的文章中，其将狙击手留存率低下归因于训练机会不足。此外，豪威尔上士还指出，由于陆军职业发展要求频繁轮换岗位，单位往往难以维持狙击技术的制度性记忆。

　　同时，因为一线的排级单位必须向营狙击分队放人来进行选拔，而这些排的军官往往并不愿意失去自己最优秀的士兵，也缺乏动力鼓励他们长期留在狙击分队中。

　　故而，在缺乏专属军事职业专长（MOS）的情况下，狙击手要么有意、要么无意地离开狙击岗位，导致任务连续性中断。要么导致更多的人干脆就从未加入。

　　而这或许正是陆军狙击手协会所言的原因：“美国陆军在历史上始终表现出，对狙击手效能及其潜力的缺乏理解与重视”。

　　遗憾的是，和平时期对狙击手的忽视，往往要在战争中以高昂代价被迫纠正。据步兵兵种历史学家大卫·斯蒂根所述，现代美国陆军狙击手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而其战斗击杀数仅次于炮兵。

　　然而，战后陆军迅速解散了狙击分队与训练体系，认为其在未来战争中已无意义。二战期间，美军对狙击战术的陌生在诺曼底及西欧战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那里，美军遭遇了训练有素的德军狙击手。而战后，尽管各单位临时建立了零散的狙击项目，但无一被制度化保留下来。

　　与当前陆军条令类似，在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术与技术委员会曾建议，将狙击手的指定与训练视为“指挥官的特权”。

　　但朝鲜战争后期，狙击手成为造成敌军伤亡最多的地面作战资产之一，陆军因此在俄亥俄州坎普·佩里建立了狙击学校——但该校仅存在一年后便被撤销。

　　这是因为，直至今天，主流的观点依旧认为，未来战争节奏过快，狙击手将再次变得无关紧要。然而讽刺的是，诚如斯蒂根指出的，在越南战争中，由于一线指挥官强烈要求编入受训狙击手，最终反倒促成了佐治亚州摩尔堡狙击学校的设立。

　　但这一机构同样未能在和平时期长期存续。而直到1987年，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狙击学校才再次在摩尔堡成立，并延续至今。

　　当然了，这一趋势并非美国陆军独有。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人同样以血的代价认识到狙击手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由于缺乏步兵与侦察兵之间的明确区分，也缺乏符合北约标准的职业化狙击手，乌克兰在2014年俄军入侵初期，约三分之一的伤亡源自狙击行动；此后，其方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狙击体系。

　　而自2022年俄军再次入侵以来，经过严格选拔与训练的乌克兰狙击手，已通过侦察、远距离清除高价值目标以及打击敌军士气，证明其为高效的战斗力倍增器。

　　至于目前，尽管美国陆军并未显示出削减狙击项目的意图，但狙击手留存、使用与训练方面的系统性问题，正在严重削弱其在战场上本应产生的超比例影响力。

　　首要举措是军官层面的熟悉化教育。通过在基础军官领导课程（BOLC）、机动上尉职业课程（MCCC）以及指挥与参谋学院（CGSC）中纳入狙击手运用内容，使得军官可以在教育与经验的支撑下，学会如何将狙击手派往敌后执行任务（哪怕这种任务存在风险）。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陆军曾开设狙击手运用领导课程，但因出勤率低而迅速取消：毕竟军官不可能为学习狙击手运用而中断本职工作，尤其是在“游骑兵”、“探路者”等课程作为替代选项的情况下。因此，狙击手的运用必须被纳入既有的强制性军官教育体系中。

　　而另一种结构性的方案，是通过设立狙击排并配属一名军官担任排长。在需要时，狙击小组仍可被拆分使用，但狙击排作为营连指挥部的下属单位，将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其他单位优先事项的干扰。一名受访狙击手甚至建议，应由军事情报军官来担任狙击排排长，以凸显狙击手对ISR任务的专注。

　　再有就是，海军陆战队正在以侦察排来取代侦察狙击排，这反映了其面向太平洋岛屿作战的兵力结构调整。但陆军更可能在与同级对手的陆战环境中作战，为此成功的陆战队侦察狙击排模式，或许反而是陆军值得借鉴的改革方向。

　　而针对狙击手自身，也存在多种改进方案。比如设立专属狙击手MOS，可使其在不同建制间保持任务连续性与专业聚焦。这类似早期陆战队的模式，让士兵可在完成基础训练后申请进入USASC选拔，失败者则返回其原有高级个训，未来再行尝试。

　　事实上，许多狙击手都拥有非正式的“狙击手”臂章。尽管在作战环境中佩戴存在风险，但多名受访狙击手认为，允许在营区佩戴，将显著提升认同感与留存率。

　　而即便在现有体系下，指挥官也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狙击训练时间、更多的射击训练、更多的潜行训练、更少的杂务，来减少将其用于常规步兵或骑兵侦察任务。

　　最后，无论高层领导如何难以接受MOS或新排级结构这样的激进改革，但对指挥官而言，核心信息是非常明确的：狙击手需要被隔离保护，以及被被真正使用。

　　任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都将有利于狙击与陆军这个集体。然而，这不能等到下一场重大冲突爆发并付出高昂代价时你才重新发现——狙击手运用，是现代战争中ISR与动能行动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

　　狙击手伪装服是躲不过无人机热成像侦测的，乌克兰就发布了不少无人机扑杀狙击小组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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