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马克·隆巴尔迪（Mark Lombardi）不在世了，不然他能针对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关系网创造出多么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

　　隆巴尔迪（1951-2000）被称为“绘制系统的人”，是20世纪的新观念艺术家——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头衔。他最初是休斯顿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业余时间从事抽象绘画，直到某次“顿悟时刻”改变了一切。那天，他与朋友讨论一桩政治丑闻的细节，开始记录相关人物，却不知不觉画出了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他对权力、金钱以及全球精英网络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开始系统研究当时的各类丑闻。《马克·隆巴迪：世界关系网》（Mark Lombardi：Global Networks）一书的概况介绍中提到，他整理出了超过14,000张约13厘米长、8厘米宽的索引卡片，上面记录着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伊朗门事件中的资金流动细节。他的“炼金术”在于，将这些信息转化为社会关系图（sociograms）——用图形方式呈现个人、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看见”权力结构。

　　有人如此评价他的工作：“隆巴尔迪致力于揭开个人贪婪、制度腐败与政府权宜之计交织的层层面纱，将其转化为优雅却危险的关系星座。”

　　“在我创作发展的某个阶段，”隆巴尔迪写道，“我开始拒绝还原论式的方法，转而寻找一种能够唤起这个时代之复杂性、贪腐性以及偶发残酷性的路径。”他的绘画描绘了新型全球网络中的交换模式——这些网络此前一直逃逸于视觉再现之外。

　　看到Reddit网友r/dataisbeautiful从美国国会公开的爱泼斯坦邮件中提取的关系图谱，我不禁想起了这位因不眠不休地工作而被朋友描述为“疯子”、并最终自缢的艺术家。我相信他内心深处有深切的不安。富有意味的是，隆巴尔迪的表达方式本身并不直接给出判断——意义的生成完全交给观者。一些人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图反而因缺乏层级而让人更加困惑：它们真的是“地图”吗？地图不应该简化信息吗？隆巴尔迪本人曾说，他的作品“可能最适合理解的人，是那些报道过这些丑闻的记者”。

　　我相信，最能理解隆巴尔迪的人，是《迈阿密先驱报》的调查记者朱莉·布朗（Julie Brown），她在2018年和2019年深入调查并报道爱泼斯坦虐待未成年少女案，克服受害者噤声、文件缺失等重重困难，揭露了爱泼斯坦罪行的全貌，曝光了司法系统数十年来对他的宽纵，最终推动了该案的重审和爱泼斯坦的再次被捕。没有她的穷追不舍，有关当局根本不会认真对待爱泼斯坦的罪行。

　　丑闻记者而外，普通人如果面对隆巴尔迪的作品，恐怕会一头雾水。看到这些画作，观众通常只有几秒钟、至多几分钟的观看时间，而且无法借助搜索工具。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想象普通的博物馆或画廊观众，究竟能从隆巴尔迪的作品中“学到”什么。即便观众对丑闻，或对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大人物所处的权力网络已有一定了解，要从这些图解中理出头绪，构建出一个连贯的叙事，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艺术史学者罗伯特·霍布斯（Robert Hobbs）批评说：“隆巴尔迪的作品并非简单地破解罪案，反而常常加深其神秘性。”另一位评论家乔治·彭德尔（George Pendle）则说：“他那些细致入微的绘图，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难理解，而不是更容易。面对那无尽的名字、机构与地点的迷雾，他的图表更像是在遮蔽，而非揭示……”

　　他们都忽略了在构思其艺术实践时，隆巴尔迪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的绘图具有一种“有意的晦涩性”：比如，它们总是呈现出“根茎式”（rhizomic）的结构，刻意回避任何明确的层级秩序，展示由松散关联构成的网络，这使得作品就像点彩画，适合远观：从远处看，一个系统仿佛被呈现出来；但越是靠近，它反而越趋于不可见。

　　这种新的“历史绘画”，以图示方式勾勒出全球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让人联想到，今日世界的草台班子是如何互相勾连起来的。在眼下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中，隆巴尔迪的作品几乎具有某种预言性的意义，特别是那种“偶发残酷性”。

　　这些“精致的丑闻蛛网”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隐喻，指向真相的难以把握——而这正是隆巴尔迪真正的主题。也就是说，隆巴尔迪的作品不仅仅关乎其图解所揭示的“阴谋”或权力结构本身；它同样关乎一种“距离”——一种观众与他所描绘的“上层世界”（overworld）之间的裂隙，甚至可以说是一道难以弥合的认知鸿沟。

　　换言之，这些图解并不试图消除复杂性，而是将这种复杂性本身转化为观看经验的一部分，使观众直面自身在理解权力网络时的局限与无力。

　　看到爱泼斯坦档案文件暴露出来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权贵交往记录，以及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普通人感受到的最大体会，难道不就是任人宰割、无从反抗的无力感吗？

　　《纽约时报》的评论《当无人注视时精英如何行事：爱泼斯坦邮件内幕》作出了如下总结：“这个故事的黑暗核心，是一名性犯罪者及其受害者——以及他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纠葛。但这也是一个有关强大社交网络的故事：在这个网络中，有些人（取决于他们知道多少）或许能够选择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对太多的其他虐待与苦难视而不见——包括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助推的金融危机，所挑起的错误战争，所纵容的药物过量危机，所维护的垄断，所加剧的不平等，从中渔利的住房危机，以及他们未能保护民众免受其害的技术发展。”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提出“爱泼斯坦阶层”（Epstein class）的说法。电子邮件清晰地告诉我们，在政府与商业、游说、慈善、初创企业、学术界、科学界、高端金融与媒体的交汇处，存在着一个高度私密的“功绩贵族阶层”（merito-aristocracy）。目前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档案，总量高达数百万页，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让网络人群得以点击浏览这些档案，了解爱泼斯坦与前英国王子、前挪威首相、曾任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席的亿万富翁、前哈佛校长、“特朗普主义”的主要设计者，以及世界首富等多位人物之间的关联。一位美国前总统和前国务卿被迫就他们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在国会委员会作证。而爱泼斯坦与现任美国总统的邮件尚未被公开。

　　作为看戏的人，对爱泼斯坦丑闻蔓延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我们既深感震惊，也不免望之兴叹：“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如此杰出的人，身处如此声望卓著的机构，怎么竟然会屈从于此？除了一系列真实发生的骇人事件——涉及真实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它还成为政治上的变数和阴谋论的大本营。突然间，我们似乎正生活在“爱泼斯坦时代”。只要理解了爱泼斯坦如何崛起并获得权力，或许就能理解这个世界本身。

　　前述《纽约时报》评论的作者、《赢家通吃：精英阶层改变世界的假象》（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阿南德·吉里达哈达斯（Anand Giridharadas）说：“这些邮件共同勾勒出一幅极具冲击力的书信体肖像，揭示了我们的社会秩序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为谁服务。”

　　爱泼斯坦的收件人往往共享一个鲜明的现代精英身份：这是一个统治阶层，在四万英尺的高空环球流动，很多时候乘坐私人飞机；周旋于复杂的“旋转门”机制，即资本、学术界与政界的高层共谋；倾向于彼此照应，而非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当原则与维系网络关系发生冲突时，网络关系总会胜出。

　　毫无疑问，存在超级精英个体，如爱泼斯坦与他的女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操纵着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交易与性虐待行为，但其规模远超一两人所能合理掌控。他们的全球化行动需要来自许多国家的多方协助，而几乎没有人因此被起诉（除了英国的前安德鲁王子）。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跨国空间，比如私人岛屿、私人飞机，或其他似乎超越法律管辖的场所。而参与者似乎拥有世界公民身份，以及刚从迪拜归来的经历。

　　这让我们想起一个可与“爱泼斯坦阶层”媲美的集体称呼：2004年，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达沃斯人”（Davos men）的概念——这是一群“跨国主义者”，“把国家边界视为幸运地正在消失的障碍，把国家政府视为历史遗留，其唯一有用的功能是便利精英的全球运作”。亨廷顿警告称，“主要机构领导人与公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他指出，全球精英往往对传统价值观（包括宗教）表现冷漠，甚至持敌意态度。

　　在爱泼斯坦丑闻中，这些“达沃斯人”，准确地说是“达沃斯男士”，智商和情商都远高于常人，却表现得仿佛一位亿万富翁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轮来换去的极年轻女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尔·克林顿在作证时矢口否认地表示，“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没做错任何事”。他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在这里，完全是因为爱泼斯坦把这些罪行隐瞒得如此之好，而且持续了这么久。”莫非爱泼斯坦真的是瞒天过海的大师么？事实上，早在2010年代初，爱泼斯坦就因卖淫指控入狱服刑，并被登记为性犯罪者。但这并未阻止那些受惠于他的人对他感恩戴德，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说，在构建其专属阶层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利用了社会规范与人际网络的力量，为自身行为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伞。

　　人们很想知道，这一阶层是如何形成的。爱泼斯坦堪称构建关系网的大师，他的招数，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利用人性。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说，爱泼斯坦极擅利用奢侈品来拉拢人心。一件送给著名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超大号羊绒毛衣，一只送给佩吉·西格尔（Peggy Siegal，好莱坞最有权势的公关人员之一）的Goyard手袋，还有一块送给某位匿名收件人的劳力士手表。

　　收到这些礼物的人都致信感谢。在爱泼斯坦所周旋的那个圈子里，致谢信象征着良好的礼仪。而这类致谢往往也同时起到确认一笔“交易”的作用，从而保证了一种人际关系的建立。

　　我们意外获得了一个了解美国上层社会品味与风格偏好的窗口。比如，一系列邮件详细记录了从瑞士高端内衣品牌Zimmerli购买31条海岛棉平角内裤和31件海岛棉衬衫（全部为中号）的过程——这些是送给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生日礼物，总价为9,858美元。

　　爱泼斯坦先生以及那些接受他赠礼的人，偏好低调的精致而非张扬：羊绒衫、柔软的运动衫、无系带乐福鞋。名牌现身时，几乎总是属于“低奢”的范畴，在成为流行趋势之前，这种打扮本就是纽约上东区和巴黎第十六区等场所的着装标配。

　　在2018年假日季，爱泼斯坦通过助手在纽约和巴黎购买了苹果手表作为礼物。电子邮件显示，当可以选择时，收礼者会特意挑选配有爱马仕表带的版本。

　　还有，在分发礼物时，爱泼斯坦选择了低调的黑色普拉达手袋，而非流行的黄色或红色。闪亮感则留给钻石和手表。这种挑选体现了他虽然出身布鲁克林且未完成大学学业，但早已学会了在这个富裕圈层中上位的礼仪与暗示。接受他礼物的人，往往乐于在这种上位过程中提供帮助。

　　然而，与爱泼斯坦更大的手腕相比，送奢侈品就是小儿科了。他的恶意天才在于，能够洞察个人与职业上的脆弱之处——然后提供一揽子量身定制的、非金钱性质的奖励，例如为其网络中的投资者提供公司和交易机会，为记者提供独家消息，为高管建立私人银行关系。有一种形容是，爱泼斯坦通过“充当某种超级礼宾”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吉里达哈达斯注意到，许多爱泼斯坦的邮件都以一种看似平淡无奇的仪式开篇——可否告知你的行踪？他说：在爱泼斯坦阶层中，邮件的开头和结尾往往是相互试探的“回声定位”。起降与往来，演讲与静修，这个圈子的成员们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彼此穿梭于肯尼迪机场、希思罗机场、成田机场乃至你闻所未闻的机场的足迹。行踪便是这个精英阶层的费洛蒙，它催生着维系群体命脉的人脉联结与信息交换。在分析邮件时，吉里达哈达斯还幽了中国人一默：若说“你吃饭了吗”是传统中文问候语，那么“你今天在哪儿”便是爱泼斯坦阶层的专属问候。

　　实际上，爱泼斯坦在主持一种以非公开信息为媒介的交换经济，这正是他的圈子的巨大吸引力所在。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不是带瓶酒去参加晚宴就能搞定的。你必须带来金融人士所谓的“优势”——专有洞见、内幕信息、会议中的独特收获、对人工智能的反直觉预测、与立法者交谈的只言片语，甚至是对明日新闻的预先嗅觉。

　　爱泼斯坦阶层深明一个道理：信息越普及，非公开信息就越珍贵。人人都在即时广播观点之时，那些被严密掌控的见解反而更具价值。这些邮件构成了一种私密的、双边的社交媒体——属于那些不能或不愿公开发声的人。而在这种必须不断提供“优势”才能维持自身重要性的环境中，不难察觉到其中的渴求与炫耀、焦虑与招摇。

　　不过，如果把一切都视为爱泼斯坦的“能人”行为，那么就把整个事件看轻了。我以为，丑闻让人最感无力的地方在于，爱泼斯坦所代表的这个群体，往往在许多普通人连“第一次机会”都被剥夺的时候，却似乎拥有无限次“第二次机会”。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痼疾：问责的不平等。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其他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现象——收入、财富和政治的可接触性——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平等：权势者不被追究责任。

　　所谓问责的不平等，是指我们将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而将宽恕原则应用于权势阶层。精英主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使底层的人们有机会攀爬阶梯，它还涉及对身居高位者的问责制。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有能力的人必须能够脱颖而出，但是因贪婪的鼻子伸得过长而被卡在槽中的特权者们也必须跌下舞台。

　　可是，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所说的：看待唐纳德·特朗普崛起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美国领导阶层几十年来对“问责制”理念的反扑的一部分。自理查德·尼克松被迫辞职以来，两党中的权势人物一直不遗余力地确保他们的领导人能够逃避行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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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无论在何处，我们都看到所谓的“精英”爆出各种各样的丑闻，这是现今社会丧失制度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仔细究之，并非有权有势的人表现不好削弱了对制度的信任，而是有权有势的人表现得很差但却能够轻易抽身。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在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会计行业精心构造了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有价证券分析师进行各种虚假的陈述和推荐；投资机构发明有毒的投资方式割取“韭菜”，而评级机构紧随其后为之打保票；金融业的高管专心致志地帮助自己获得惊人的奖金，即使他们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即使他们炸毁了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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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破产，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然而尽管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S. Fuld Jr.）下了岗，钱却没少拿，在破产前8年，富尔德从公司拿到了4.8亿美元的报酬，以至于在国会听证会上，有位议员发飙说：“你的公司破产了，我们国家处于危机中，而你却得到了4.8亿美元。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公平吗？”

　　更加不公平的是，社会把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比如将制度造成的问题归于个人的失败，要求个人自爱、自立、自强。拿美国来说，许多本应对这套权贵免责体系感到愤怒的美国人，却将怨恨转向了穷人和弱者，支持一个残酷无情的刑事司法系统：严厉惩罚社会经济底层的人群。

　　现在，美国人痛苦地意识到，精英阶层是空前团结的：有权有势者会确保同类很少会面临真正的后果。爱泼斯坦的邮件描绘的是一个将自身在决策阶层中的永久地位视为最高使命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面前，普通民众的诉求往往无人倾听——无论他们正面临被驱赶出住所、遭受价格剥削、房屋被止赎，还是被人工智能取代而失去工作，当然也包括遭受性侵。

　　生活在爱泼斯坦的时代，各种阴谋论信仰必然激增，这背后源于人们的一种实际上正确的直觉：很多事情的运作似乎往往并非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即便民意汹涌，通过美国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档案的大量删节，权势人物仍然受到保护。这使得从爱泼斯坦档案中浮现的情况，确实呈现出一场阴谋的面貌。而当人们承认此类阴谋的存在时，便为更多类似阴谋敞开了大门——它们同爱泼斯坦案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隐匿，这势将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机构、媒体及政府的信任。倘若问责的不平等大行其道，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拥有一个公正的社会。

　　如今，那些利用民众对冷漠美国精英的反抗而掌权的人，比以往任何当权者都更加冷漠。爱泼斯坦阶层那种排外的交易行为和道德欺诈，现已成为美国的执政理念。

　　说到底，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丑闻有什么关系呢？他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清除如爱泼斯坦一般自利的全球精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能修复它，”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演讲中如此说道。这个论调引发了广泛共鸣，直接推动了特朗普的当选。而到现在，爱泼斯坦终于坐实了人们自然而然产生的对任何权势者或机构的怀疑：它们是否一直在庇护某个施害者——某个看似拥有一切、备受爱戴，却将权力用于掠夺的人。这个超级掮客也让美国人民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无论多么努力，无论多么聪明，在今天的美国，你的美国梦是注定破碎的。这就是爱泼斯坦的时代。